古巴比伦王国的正义敕令探析_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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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王国的正义敕令探析

   摘 要:巴比伦王国继承并发展了苏美尔人的正义理念,颁布正义敕令原本只是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临时举措,在古巴比伦王国中后期发展成为国王登基后的第一要务。正义敕令减轻了部分人员和机构的负担,有利于维持公民群体的稳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然而,它并非普惠全体臣民,而是仅仅惠及部分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人员和机构。虽然国王颁布正义敕令的主观动机是笼络人心和巩固政权,但是,它客观上有利于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古巴比伦王国的正义敕令的确曾被付诸实施,然而其时效性往往成为规避它的手段。总之,正义敕令是古巴比伦王国巩固政权的一种策略,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其自身的局限性制约了实效的发挥。 

   关键词:古巴比伦王国;正义敕令;豁免赋役;社会公正 

   作者简介:国洪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正义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古代两河流域的正义(苏美尔语:níg.si.sá、nì.si.sá或nam. si.sá,阿卡德语语:mīšarum、mēšarum 或mēšerum)思想发端于苏美尔城邦时期(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流行于古巴比伦时期(Old Babylonian Period,约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南起拉尔萨、伊辛和古巴比伦王国(又称为巴比伦第一王朝,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北到中亚述王国、西至马里、阿拉拉赫和哈纳、东及埃什嫩那等国的多位君主均是正义的积极倡导者,他们或宣布“建立正义”(苏美尔语:níg.si.sá … gar,阿卡德语:mīšarum šakānu),或发布与正义有关的“国王的谕旨”(苏美尔语:di.dab5.ba lugal,阿卡德语:şimdat šarrim)和“国王的口谕”(苏美尔语:inim lugal,阿卡德语: awat šarrim),或“实施豁免”(苏美尔语:ama.ar.gi …gar,阿卡德语:andurāram šakānu)等,[1](pp.3-126);[2](pp.75-76)颁布正义敕令成为国王宣扬正义理念的重要手段。

  早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就已关注到古巴比伦时期的正义敕令,并称之为“巴比伦的解负令” (Eine babylonische Seisachthie)。1958年,荷兰学者F.R.克劳斯首开系统研究古巴比伦时期正义敕令的先河,不仅解读了古巴比伦王国国王的阿米萨杜卡(Ammi-şaduqa,约公元前1646—前1626年在位)的一篇正义敕令,而且整理了61篇涉及“建立正义”及相关文献。[3](pp.1-246) 1984年,F.R.克劳斯再推古巴比伦正义敕令研究的力作,不仅增补了31篇相关文献,而且考察了正义敕令反映的社会经济生活。[1](pp.1-396)

  虽然古巴比伦时期提及“建立正义”及相关文献超过九十篇,但是,迄今为止可见的正义敕令文本却只有阿米萨杜卡的一道正义敕令的三个抄本 [1](pp.16, 243)、萨姆苏伊鲁纳(Samsu-iluna,约公元前1749——前1712年在位)的一道正义敕令的一个残片和一位名字未确定国王的一道正义敕令的残片。上述文献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校勘相关的文本是正义敕令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西方学者下功颇多。[1](pp.1-396);[3](pp.1-246);[4](pp.91-104);[5](pp.225-231);[6](pp.233-246);[7](pp.526-528); [7](pp.45-64); [9](pp. 579-600); [10](pp. 36-44); [11](pp.362-364)鉴于古巴比伦王国建立正义的措施与古代犹太人的大赦颇为相似,深谙犹太文化的西方学者将二者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研究。[12] (pp.21–31); [13](pp.1-356); [14](pp.79-93); [2] (pp.25-43, 75-95); [15] (pp.263-279); [16](pp.143-153)古代犹太人的大赦并未得到证实,有学者考察古巴比伦正义敕令实施的可行性,[17] (pp.11-22); [18] (pp.107-113); [19] (pp.12-25); [20] (pp.149-163)进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剖析古巴比伦正义敕令的内容。[21] (pp.113-164);[22](pp.423-434); [23] (pp.196-205); [24] (pp.144-157)有学者曾将“建立正义”解读为“内部改革”,[25] (pp.137-160) 于是一些学者从社会变革的视角来研究古巴比伦正义敕令。[26] (pp.145-156); [27] (pp.491-519);[28] (pp.241-259); [29] (pp.165-177)我国学者也关注古巴比伦时期的正义敕令。于殿利、郑殿华在介绍古巴比伦的法律与社会时,曾提及正义敕令。[30](pp.199-200)吴宇虹在追溯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保护弱势公民群体的历史传统时,古巴比伦时期诸国的正义敕令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31](pp.10-13)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古巴比伦正义敕令的认识,尤其是对相关文本文献的编辑整理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比照古代犹太人的大赦制度,影响了对古巴比伦正义敕令自身特点的探究。我国学者的古巴比伦正义敕令研究不存在西方学者的问题,但均非专门探讨,有必要深化和拓展。鉴于目前可见的古巴比伦正义敕令抄本均出自古巴比伦王国,加之该国正义敕令的颁布时间大致能够确定,我们将考察的重点集中在古巴比伦王国的正义敕令上,本文拟结合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解读正义敕令,通过分析正义敕令颁布的背景与时机、主要内容与适用对象以及实施情况与效果,来揭示古巴比伦王国正义的实质。

  一、正义敕令颁布的背景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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